影評-《可憐的東西》：妳既是母親又是孩子，但也兩者都不是 | 影評推薦
艾瑞克ERiC
2024年2月19日
《可憐的東西》個人評分：★★★★☆(★1分、☆0.5分，滿分5分)
艾瑪·史東憑藉本片榮獲第81屆金球獎音樂及喜劇類最佳女主角、並且入圍第96屆金像獎的肯定，而在台灣正式上映以前，就以「艾瑪·史東從影以來最大尺度的演出」為其中一項賣點的《可憐的東西》，這部由曾執導過《真寵》、《單身動物園》的導演尤格·藍西莫所創造的奇幻喜劇電影，有哪些魅力呢？
《可憐的東西》電影預告
《可憐的東西》故事簡介
本片改編自阿拉斯代爾·格雷的《可憐的東西》一書，內容講述得有如近代科學怪人的故事，一個死亡的女孩被科學家(威廉·達佛飾)運用手術將女孩未出世的嬰兒的大腦移植到其身體上並取名為貝拉(艾瑪·史東飾)。科學家對女孩細心的監控及照護，以「實驗的心態」觀察貝拉，最終，卻抵擋不了貝拉的自由意志，女孩執意踏上一趟自己的冒險之旅...
充滿寓意的「東西」，背後代表著什麼？
我很喜歡《可憐的東西》，尤其是在觀影前我對本片的內容一無所知，僅知道「艾瑪·史東從影以來最大尺度的演出」，對電影的架構、導演尤格·藍西莫先前的作品都未涉獵(但曾聽說過《單身動物園》的故事設定相當有趣)。也因此，在進戲院觀賞電影以前，我都可以不帶任何期待，專注於電影本身。
不過，沒有期待不代表沒有成見，在觀影前我對「大尺度演出」的主觀印象，便是這可能是演員「目標金獎」的野心之作，而《可憐的東西》開場前的30分鐘，確實也給我一種「太過刻意」的感覺，黑白的畫面、艾瑪·史東誇張的肢體語言，都讓我覺得本片有些「矯揉造作」，直到劇情進入重點，畫面出現色彩之後，《可憐的東西》才真正展露出「可愛的一面」，它是一部頗有深意、畫面繽紛豐富、演員表現可圈可點的得獎熱門電影。
科學怪人的公式，更具深意的故事
本片很明顯的故事原型，就是1818年由英國作家瑪麗·雪萊所寫的《科學怪人》，這個家喻戶曉的恐怖故事，早就被不同的作品給引用、致敬以及翻拍過數次，而這個「創造人類」的經典寓意，也被廣泛地拿來討論：
拼湊出來的人，是否具有靈魂？
這項關於「人的本質」的經典問答。而《可憐的東西》裡的貝拉·巴克斯特、同樣源自於屍體的，也同樣經由科學家及其助理之手而養育成人，卻有著很不一樣的兩項設定：她是一名女性、她的腦部移植至自己未出世的嬰兒。
讓我相當驚喜的，光是這兩樣差異，在同樣公式下，《可憐的東西》就創造出很不一樣、更有深度的寓意，不僅符合當下的社會氛圍，卻也創造出一個不偏袒任何一方的有趣故事，這讓我想起去年的《芭比》，儘管它的「女權」主題如此清晰，卻沒因此模糊了故事的焦點，《可憐的東西》裡的貝拉也像是一個政要崛起的女性，但在寓意上它遠比《芭比》高明，也不失魔力。
《可憐的東西》裡的女性vs男性
感覺起來，本片第一個明顯探討的東西，反倒不是這個「東西」的本身，而是最淺而易見的「男女有別」，或者更精確地說：「社會性的男女」。也就是在電影創造的年代裡(或者多數情況下跟我們活在的現實亦同)，男性、女性該如何表現得宜？在一個父權為主的社會裡，女性的受限，是因為貝拉非正常人類的「背景」還是因為她是一名女性？同樣地，片中不斷提到的「舉止得宜」跟「符合道德原則」，是真的合理？還是我們隨著社會發展、個體發展而逐漸發展出的約束？
隨著貝拉的心理年齡漸趨成熟，她也漸漸發現了「性」的存在、感受到撫摸生殖器可以帶來的歡愉，而大膽談性、公開分享或展示性的歡愉，都被社會上認為是不道德、該被隱藏、或甚至是污穢的。然而，高明的《可憐的東西》並不打算說教，反倒是用簡單邏輯的台詞、藉由相對無辜的貝拉之口，不斷地對觀眾提出問題：
為什麼喜歡的事情不能一直做？為什麼不能跟人分享？為什麼要隱藏？
而電影的進程隨著貝拉的成長，問題也在演變、進化。在電影某一幕中，與貝拉發生關係的男人鄧肯·韋德伯恩(馬克·魯法洛飾)對貝拉「展示男性的威風」，告訴她自己是閱人無數的性愛男神，如果貝拉遇到的是別的男人，就不能給她一連三次的滿足，而貝拉天真卻切中要點的提問：
那你現在不能再來一次嗎？所以，這是男人的缺點嗎？
只見鄧肯面有難色地坦承：就算像他一樣厲害的人也有極限。這段對話讓我想到一位女作家溫絲黛．馬汀所寫的《性、謊言、柏金包：女性欲望的新科學》，書中她提到：很難想像社會規範認為男性的「性衝動」是可以被允許的，女性卻不行，因為在生理構造上，女生可以多次高潮不用「待機」，但男性往往不能，因此，女性其實才真的是在生理條件上，真正具有主導地位的角色。
《可憐的東西》就這麼一言以蔽之的，帶過女性與男性在「性」上的差異以及其中的矛盾，有趣的是，電影到了中後段，甚至出現了性別反轉，讓傳統上我們認為較有主見、表現較理性的男性角色-鄧肯成了歇斯底里、死纏不休的情人，反而是貝拉因為其養父幫她創造而出的「科學思維」，變成冷靜思考具有實驗精神且將「性」與「感情」分離研究的觀察家。若要說這樣的轉變有沒有依據，我會說其中的差異可能就是榮格提出心理原型的：
阿尼瑪或阿尼姆斯，也就是，在潛意識裡，男性其實有一個代表女性的阿尼瑪、女性則有一個代表男性的阿尼姆斯。
而以貝拉為例，影響她潛意識裡的男性象徵，正是科學家養父-外號「上帝」的哥德溫·「上帝」·巴克斯特博士(威廉·達佛飾)。而鄧肯呢？如果仔細看，會發現他在提議要與貝拉結婚後，提到已經請自己的「母親」張羅，也或許就是這個角色的阿尼瑪原型。
既然提到了父親與母親，就不得不提《可憐的東西》更深一層的概念，也就是「我」從何而來。
「我」是如何存在，又消失在哪裡
《可憐的東西》背後另一個我很喜歡的探討，正是「我」的主題，也許可以說是《科學怪人》裡探討「何謂人類」，但更心靈層面的概念。尤其是貝拉的「出生」，貝拉的養父最終跟其坦白：
妳既是母親又是孩子，但也兩者都不是。
這句話聽起來很魔幻，因為在電影裡，貝拉的身體是一名懷孕的媽媽的，但她的腦卻是這位媽媽的嬰兒。但想想，「我們」不也是如此嗎？出生時好像保有自己的意識，實則卻被養育的父母、環境甚至社會給影響，我們身上有母親的影子，也有自我意識，我們既是兩者，也都不是。若要繼續一廂情願的超譯、揣測導演的意圖，我會說貝拉的出生還有一點哲學意涵：「死亡與重生」所代表的無限、生生不息的概念，如古希臘描述的銜尾蛇，自給自足、無限的存在，這樣的狀態不僅是肉體上的永生，在精神上，也是榮格所形容的人類心理的「原型」。
換言之，貝拉的存在，這個「可憐的東西」，既是現實世界裡人類的本質，又如神話故事般的奇幻故事。當然，我不認為每一個看電影的人都會「想太多如我」，那如果不想動腦、也不想看出什麼意義的人，那不就真的成了有看沒懂的「可憐的東西」了嗎？那倒也未必。
不想看懂「意義」，《可憐的東西》依舊是上乘娛樂作品
如果要放鬆任何東西都想要「有個解釋」的直覺，觀看本片依舊可以獲得許多的樂趣，它的畫面繽紛美麗，也有許多讓人動容、引人莞爾的部分，本片雖然有裸露的鏡頭卻也有如藝術畫作一般的構圖，《可憐的東西》甚至有一些童話故事的色彩，觀眾可以輕易地跟著主角一同冒險，看她做那些我們不可能做又想看人做的事情。
這部電影裡的每個角色的安排、每個演員的演技都恰到好處，且令人意外地、幾乎沒有讓人討厭的角色，每個角色都像是為了某種目的而存在，他們像是遊戲裡引路的NPC，告訴貝拉此時此刻要往哪裡走、並且觸發關鍵劇情讓努力探索世界、保持樂觀的貝拉找到自我存在的價值...覺得耳熟嗎？我剛剛有說我覺得這部《可憐的東西》其實很像《芭比》嗎？沒錯！艾瑪·史東的《可憐的東西》像極了寓意更加深遠、更明確成人導向的《芭比》，但這也不是說哪部電影較佳，畢竟，它們都成功達到了娛樂觀眾的目的。
也就是說，你不用刻意看懂什麼東西，也能享受《可憐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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