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國帶護照是常識，了解護照的文化史，可以轉腦袋長知識：我讀《旅行許可證：護照的文化史》

本書感謝麥田出版贈閱

疫後解封出國潮，辦護照成為全民運動，但歷史上的護照八卦，你可能不知道

20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新冠大疫蔓延全球，各國逐步收緊旅行的自由，當初看似無絕期的封關，使出入境賴以通行的護照，一度沒了存在感，效期過了也放置不管。

而疫後解封，蓄勢待發的報復性出國潮，各地領務單位，滿溢著排隊等待辦理換發、領取新護照的民眾，也才是不久之前台灣最美的風景。國門重開，護照的相關報導也特別多，例如護照內頁短少、破損，被視為無效護照而慘遭遣返。

一本護照所構成的封面、內頁、個資，與跨境之際的攜帶、查驗、盤問，甚至個人的入境抑或驅逐，反映的是護照作為出境旅行必備的證件，早已是標準化與全球化的普世制度，甚至可以說是價值。然而，出國習常要持有的證件與通過的流程，這一切自始並非那麼的理所當然。究竟，人類的旅行史發展，是如何走到這一步？

名稱與形狀多樣的旅行許可，支援旅人路途的不便與安全保障

打從人類有旅行的需求開始，旅行許可就以各種名稱與形式，出現在歷史上。例如清初以前漢籍裡，稱之為「符節」、「度牒」、「通關牒文」等；日本在幕末明治之交，有所謂的「旅切手」、「內地旅行免狀」、「旅券」(日治台灣甚至現代日文裡都還在用，是パスポート的同義詞)，以及中文世界習稱的「護照」。

古埃及使節，肩負法老王的任務，帶著以泥板製作的旅行許可，在王權聲威所及之處自由移動，並驅避兇險，進行外交、貿易、運輸等交流。忽必烈汗授予馬可波羅的通行金牌，使其通過蒙古各汗國返歐之際，獲得馬匹、騎兵的服務與保護。

而近代歐洲逐漸形成的主權國家，將相對於國內的國際空間，形構成危險的旅行地區，持有向國王與議會申請的旅行許可，形同擁有受該國政治權威的庇護，或是進行外交事務的權力。至於18世紀，赴歐陸展開「大旅行」(Grand Tour)的英國上流青年，攜帶英王所簽署的旅行許可，也形同帶著一張追求古典紳士與博雅教育的門票。

「大旅行」的風氣，是源自英國上流菁英教育的養成，後來也被歐陸部分國家的中產階級仿效，這種高度例行化的活動，意味著國際的人群移動更為繁複，也為國界的劃定，與人群出入境的控制，提供新的動力，各國要求出示旅行許可的規定更為趨嚴。加以近代革命風潮的湧動，政府更需要以維護境內外的流動來樹立權威。

儘管如此，旅行許可無論在發行單位、規格、個資等，仍各行其是，並無統一的規範。像是英國發給赴歐壯遊的貴族青年的旅行許可，尺寸長達30公分，登記目的地、同行者與行李裝備等資訊；而請有力人士寫介紹信，也被視為有效的旅行許可。

我是誰？我在哪：護照讓你「免術換證」，還可以搞革命、造人設，防止間諜家家酒

過往多為提供支援、協助作用的旅行許可，在19世紀以降，逐漸朝向確認旅人身分，也就是辨識持有文件者是否為本人的重要手段。但這樣的轉型並非一朝一夕，制度尚未確立與嚴密之前，變造旅行許可並非難事。

《科學怪人》的作者瑪麗雪萊(Mary Shelly)，就曾幫助一位英國女作家，申請到男性身分的旅行許可，讓她得以「免術換證」前往法國文壇發展。對女作家而言，偽造的證件，不但提供跨性別、跨文化，更是通往自由的機會。類似持假證件出走，獲得新生的故事，雪萊的女性友人並非孤例。

近代的照相技術被利用於戰爭，促使國家將照片導入旅行許可，來識別旅人身分，以避免間諜玩起家家酒，進行認知作戰或破壞活動的隱憂。較之只有以文字描述長相與身體特徵的旅行許可。照片開始被視為代表個人且保證再現(representation)，提供客觀、精確的機制，建構旅行許可與持有人之間，更可靠的聯繫。

不過，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當旅行證件照仍未有如今設下定規標準的一百年前，照片能鑽營的空間很大。布爾什維克革命的領導人列寧，在歐戰期間所使用的旅行證件照，是戴上假髮、工人帽，剃鬍且掩蓋經典禿頭的喬裝照。

此外，就算不為掩人耳目，早期的旅行證件照，亦提供了持有者塑造人設的空間。1915年，意識流文學的代表作家喬伊斯(James Joyce)的旅行證件照裡，戴著呢帽、眼鏡、蓄鬍，面無表情的喬伊斯，讓人無法聯繫起一位文壇巨擘的形象；而證件照中的妻小，更揭露了父權制度裡的性別位階，婦女的旅行證件必須附隨在夫婿之下。

現今帶護照旅行，就樣呼吸空氣一樣的自然，但是對世紀之交的旅人來說卻是崩潰

當代我們所認識的護照形制，大抵是國際聯盟在歐戰之後，為了減輕邊檢官員面對形制複雜多樣的護照時的無所適從，大力推動護照統一的國際準則，所逐漸增修而成：尺寸、個資與簽證內頁、卡式封面上的國名、國徽與「passport」字樣。至於90年代以降，全球逐步採行國際民航組織對晶片護照標準化規定，故封面底端增加了晶片護照的圖示。

出示護照領取登機證，憑照出境、入境、被詢問旅行目的、停留時間、申報行李等，照規定走才有旅行的自由，此係源於上個世紀國際聯盟推動的護照標準，加強綁定了個人身分與國籍關係，所留下的遺產。

但是，我們賴以呼吸國外自由空氣的旅行史遺產，對許多經歷19、20世紀之交，就算不持有護照，也可以自由跨境的旅人而言，則是一種被剝奪旅行自由的崩潰。小說家褚威格(Stefan Zweig)曾表示，1914年以前邊界是象徵性的，與穿越格林威治子午線並無二致，且搭船入境無須被盤問，也不必填寫繁瑣的文件，但如今邊境的審查機制，變成一道鐵絲網，也充斥著相互間病態的不信任感。

許多現代主義文學家與激進分子，都曾苦惱於現代護照制度加諸在個人行動上的壓力和限制，褚威格的崩潰並不孤單。護照制度在20世紀初，逐步被形塑、確立的過程中，除了牽動著眾多旅人們，在跨境/流轉之際的心境轉折，更帶出身分如何被定義與歸屬等問題。

體制內護照制度的困境，與那些得不到保護的人

隨著歐戰後的四大帝國解體，政治地理的重劃，數百萬喪失國籍的人群，連帶失去他們仰賴政府，所提供最低限度的權利保障。這是標準化與建制化的護照制度下，得不到政府保護，據以主張個人基本權利的群體。

而創發體制外的旅行證件，如「世界護照」、「原住民護照」等各種超越由國家所壟斷的旅行許可，則是為解決無國籍者的困境，與原住民拒絕認同殖民國家領土和管轄要求的一種嘗試。

羅列條規，梳理制度變遷，無法看見冰冷的制度背後，所掩藏的人群流動間，多變的活動與思想。而本書作者Patrick Bixby，以其文藝跨學科的背景，通過挖掘名人的護照檔案、文本裡的跨境書寫，與當代影劇作品等材料，為讀者追索所出一部聚焦歐美，兼及關照全球的護照文化史，這也是旅行史的另一個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