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教室：首都的意義（下）

當然，東晉也曾經佔領洛陽，並往往沒有長遠計劃如何處理、管理。北伐不只考量如何攻打、佔領，而需要考慮如何維持佔領地的運作，例如，謝玄（343－388年）在384年北伐，成功佔領洛陽。他建議在河北數郡地中立總督。然而，朝廷認為督府需龐大的人力、物力以支應，在資源上非江南政府能夠維持，在地理上河北離江南遙遠，運輸成本昂貴。事實上，東晉要有效地控制洛陽地區，重新發展、甚至遷都，都必須先疏通漕運，為農業開墾、移民作準備，但當中所消耗的人力、物力、經濟開支非東晉可承受。河南地區的發展需要江南政治的物資、經濟、鎮戍軍隊等補給，所以東晉朝廷選擇以置戍方式來維持洛陽基本的防衛。

東晉北伐的主張是以一個相對折衷的方法—「收復洛陽，修謁五陵」。既然鞏固和宣揚承繼西晉政權正統性是東晉北伐之主要目的，「修謁五陵」就是一個宣示政權正統性的機會。在建築補修上的開支已能達到東晉修復陵園之目的，當中的成本遠遠較長期投入軍事資源、遷都等方案低。對於東晉司馬氏政權而言，克復舊都是它目標之一，愍帝詔書中屢次提及奉迎梓宮、克復舊都、修復陵廟等事，受書的對象都是琅邪王司馬睿，從而令東晉政權更有名份地在江東重建政權。這是在有限的成本和資源中，充分地宣揚東晉承繼西晉政權正統性。在修復帝陵的過程中，晉元帝穿著素服，哭了三天，以表悲慟。雖然東晉朝廷因漕運、移民、經濟等問題而無法遷都，但是東晉朝廷對於修復帝陵一事相當重視。一面在洛陽修建西晉帝陵，另一面東晉國君在建康主持的儀式形同國葬。晉元帝以及及後的國君都是以「收復洛陽，修謁五陵」，強調西晉與東晉的聯繫，加強其政權正統性。

同一時間，北伐下亦有權力鬥爭，北伐收復洛陽也是一種興兵藉口。「對內爭權」與「對外擴張」是互為影響。當北伐時，就會發生皇族與士族，士族與士族之間的爭執。桓溫是東晉時期中其中一個權臣，他利用北伐來提升個人威望，下層南來階級以武勇擅戰，而北伐就是突破門第的手段。桓溫北伐的動機是懷著異志。東晉皇權對他亦有不滿，晉簡文帝便重用殷浩，以抗衡桓溫。殷浩和桓溫兩人亦曾藉「收復洛陽」為由，互相制衡。北伐對東晉是雙刃刀，東晉政權通過北伐對外宣示自己的政權正統性，但同時權臣也藉北伐興兵作亂。因此，桓溫在永和十二年，即第二次北伐中，桓溫收復洛陽後置戍而返，亦不向長安進發。反之，北伐事業、收復故都也只是提升權力的工具。而且，防衛洛陽的兵力，招致再次被前燕攻佔的後果。種種原因下，東晉北伐即使收復洛陽後，普遍出現倉促回京、無力或無心長期作戰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