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聲讀後｜《彼岸花盛開之島》李琴峰

 

為了有更充分的討論，這篇心得分享我會毫不避諱地暴雷，交由各位自行決定是否要繼續閱讀下去。

 

衝著當時得獎新聞大篇幅報導，那時還在書店工作的我即收到不少詢問李琴峰那本得獎作現在店裡有無現貨。懶得吐槽要不要先確認作者投稿芥川獎的徵獎機制，與台灣出版界銜接授權時序，我更是好奇李琴峰在日本出版圈到底代表著什麼？難道她真能如她後記所說：「作者是永遠的異鄉人」，不代表任何國族背景，不承擔任何原生文化，不必要回應環環相扣的分類，去處理她所排斥「你是什麼，所以就會有什麼的樣子」如此之暴力分類法，以最純粹念頭好好創作她所期待的故事？上述除引用的話外，她大概沒說過（至少從讀者可獲得的報導、作品中）我使用的任何一個詞，包含「純粹」本身就是假議題的提醒是我對她的回應。

 

面對《彼岸花盛開之島》，比起在這之前所接觸《獨舞》，我對李的作品有種隔著薄膜在讀的感受，總是搔不到癢處。李的文字世界有種明確的分割，宣示主權，大書特書個人，那對作為一名創作者來說我認為非常厲害，甚至壓倒了讀者的詮釋權（在學院似乎有意無意會被灌輸「作者完成作品，解譯是讀者的任務，才是完善的作品」，然而我不覺得作者非得於作品中缺席，那反而有助於被鋪陳好的激辯舞台攪動作品的延續性），但稍有不慎總會使人對她作品議論性大於享受。故而，我對《彼岸花》閱讀體驗不只複製了《獨舞》的經驗，更甚於《獨舞》：《彼岸花》是一部引擎過大，促使軀殼無法承載其動力導致破損的雄心之作。

 

倘若被文案給綁住閱讀視角，那是件很可怕的事（但卻無可厚非），就像已身處叢林，卻傻傻跟隨看似就是十分可疑的指標尋找出口。我無法果決地擔保自己不會陷入上述誘導錯誤中，但既然作為有意識的文學研究生，形塑自己的品味是必然的責任。關於以酷兒包裝《彼岸花》就是個明顯的錯誤，並非任何沾得上邊的關鍵詞彙都可以不負責任地扣上帽子將其歸類（酷兒與同志概念我是認同彼此流通的概念，但酷兒會比同志有更多玩味的資源納入）。我甚至感受不到主角宇実和撿到他的（有趣的是，使用「他」我默默認定這是李的書寫策略，他大於她，重疊了〔島〕意圖強調生理女掌控主權意味）游娜扣除些許隱約親密互動又能代表著什麼，兩人關係的發展脈絡是不是又能跟吊橋效應扯上關係？總地來說，如果只因為李至今作品都是以同志為題而認定新作與同志必有相關，這反而才犯下李在後記重複強調，她拒絕因她一路以來書寫重點產生的錯誤認知的澄清吧？

 

在語言實驗上我想了又想，大抵來說並不如性別領域的誤用讓我來得反彈（此舉甚至無關乎作者，真是可笑的我）。這連帶與李出手明顯的烏托邦寫法因而造構出的歷史，有更多重性的疑慮是我受之糾纏走不出去的：到底我該多麼認真看待作者強先一步宣告一切都是烏托邦之言論，審視她打造出來的〔島〕歷史有多麼荒謬？簡略來說書中提到，被母國驅趕的人們乘船逃到〔島〕，卻要跟同樣從［台灣〕逃過來的難民搶土地搶資源。血戰染紅這片土壤，「有一天終於突然意識到自己有多麽愚蠢，再這麼打下去，和那些把自己趕出〔日本〕的身份高貴的人，以及單方面攻打過來的〔中國〕，又有什麼不同？男人們站起身，轉頭看了看自己身旁這座被鮮血染成鮮紅一片的〔島〕，這才驚覺到自己創造的歷史有多可怕，突然害怕了起來。於是男人們決定把「歷史」交給女人司掌，自己呢，就從歷史的舞台退場了。（頁177-178）」轉念之間，把持已久的權位被簡化地轉讓給女性，還是那群被他們欺凌已久的「附屬品們」。這是這部作品最弔詭的地方，李在這個她所為「烏托邦」的框架底下，輕易地將人分成「男人」，與「不是男生的人」，也就是女人兩類。女人變她寓意成「絕對的善」，甚至連一絲絲對男性的復仇衝動也無，彷彿聖母。這種道德崇高的想像我不曉得該說是她發揮盡「烏托邦」特質，亦或者如前述我提及，她在自己的作品裡，灌輸了誇張到使讀者進入都令人畏懼的個人意識傳教。

 

而這種男性決然等於暴力的偏差概念，如遺毒般在乃呂的思維中發揮到了極致。因乃呂是唯一能繼承〔島〕「歷史」的職業別（像是國家機要歷史檔案庫管理員），可以成為乃呂的也就只有女性，這代表著，成為乃呂也繼承了「女性」「社會性別」的受害者身份。一方面乃呂因此多少對男性產生敵意，一方面又為避免憾事重新上演，必須繼續繼承「歷史」並且保密傳給下一代乃呂。但不管怎麼想，這都是萬分弔詭的文化，選擇守密在否種程度上不正代表內心仍對男性產生不信任，並扁平「男性」意義，將男性與暴力畫上等號，無法還原真相？如果不提這是所謂酷兒文學倒還好，一提不正是提油救火？我還以為不管酷兒抑或同志文學，都是承認人受生理性別之苦，因此才試圖凸顯、探索跳脫其限制外的「可能性」，倘若單單僅彰顯在宇実與游娜的曖昧舉動，實在太瞧不起同志文學了吧？

 

我實在不希望我上述批評重疊了任何李的書寫原意，畢竟，不管是李的受訪、後記、社群平台發言，我自然而然會認為她對性別議題自有她的看法，「愈在乎，才會愈意識到痛苦」，不至於會做出如此低劣的寫作策略。我的意思是，換個角度來看，會不會〔島〕的「歷史」在她原意其實就正是期待被讀者攻破的假想？倘若如此，那《彼岸花盛開之島》還真架設了一個很好的擂台，讓人暢所欲言烏托邦式小說的創作底線可以到什麼程度，以及還有什麼未盡之業是讀者作為讀者該去挖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