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北的大河劇：我讀《黑龍江：尋訪帝王、戰士、探險家的歷史足跡，遊走東亞帝國邊界的神祕之河》

黑龍江是東亞各國相互競逐話語權的一條大河，中國聲稱其源頭為松花江；俄國則聲稱其發源於貝加爾湖以東的因果達河(Ingoda River)；北韓則賦予松花江發源地的長白山，為革命聖地的象徵，所謂的「白頭山血統」則是金氏家族賦予自身統治正當性的論述基礎。

不過，在中俄地理學家攜手調查之下發現，黑龍江的源頭實則為位於蒙古北部的鄂嫩河。

作者Dominic Ziegler以鄂嫩河為旅行的起點，陸續探訪黑龍江流域的及其周邊的幾座城市。伊爾庫次克(Irkutsk)、赤塔(Chita)、尼布楚(Nerchinsk)、阿爾巴濟諾(Albazino，過去稱為雅克薩)、海蘭泡(Blagoveshchensk)、伯力(Khabarovsk)、尼柯萊夫斯克(Nikolayevsk，中文稱為廟街)，每個城市各自背負了不同時期的帝國、政權、國際變局、人群移動，所賦予的歷史印刻，及其後發展的蛻變與起落。

鄂嫩河流域是鐵木真的發跡之地，蒙古西征之際，對當時俄羅斯重鎮基輔，施以殘酷的殺戮，王公貴族在這場浩劫中紛紛逃到莫斯科，附庸於拔都及其後人所統治的欽察汗國之下。隨著汗國的中衰，莫斯科逐步加強其他城市的影響力，進而擺脫蒙古的控制。

蒙古的入侵，使靠近東方且偏北的莫斯科，取代基輔成為新的政治與文化中心，而草原民族亦形塑了俄羅斯對統治的權威與觀念。沙皇專制、蘇聯極權與普亭的獨裁，皆源於過往俄羅斯人眼見蒙古汗國從政治統一走向分崩離析，所習得的歷史教訓。

而利用驍勇的哥薩克人，遂行其東進的武力擴張，也是過往蒙古鐵騎給予俄羅斯的啟發。清俄兩大帝國在1850年代末所簽訂的璦琿條約，使黑龍江成為兩國間的界河，即由哥薩克人組成的軍團負責沿江邊界的防務。

如今的鄂嫩河流域，則有中俄蒙三國合作所成立的跨國界生態保護區，共同研究並試圖保護瀕臨生存威脅的鶴群與巨型鮭魚等稀有物種，尤其是鶴群的保護，似有三國捐棄過往相互猜忌與衝突，進而和睦相處的象徵意義。

過去受惠於1727年清俄恰克圖條約，因鄰近恰克圖(又稱買賣城)的地利之便，伊爾庫次克從一個默默無名的小鎮，一度作為兩國商品的轉運城市。中國的茶葉、瓷器、絲綢與大黃，從恰克圖轉運至此，繼續一路向西；銀器與毛皮則由此運至恰克圖進入清帝國，藉以交換上述商品。

雖然伊爾庫次克並不靠海，但它也一度是探險家與商人策畫東進太平洋的重要據點。尤其是19世紀中葉，俄國當局的不同派系就是在此地，商討併吞原屬滿州的黑龍江以北廣大土地的計畫。

與此同時，伊爾庫次克亦捲入了黑龍江沿岸的淘金熱潮，歐亞各地的淘金客不斷湧入此地，要錢不要命，為此地帶來層出不窮的搶劫與兇殺，罪惡之城的污名不逕而走，幾番起落之間，逐漸褪去昔日的風華。

赤塔曾經是沙皇對十二月黨人施以流刑的放逐地，後來成為西伯利亞鐵道沿線城市。俄國革命期間，此地的鐵路工人積極參與革命，它亦曾是日本出兵西伯利亞時期，短暫成立的「遠東共和國」，作為日俄緩衝地區的首都。

當年跟著十二月黨人一同流亡的女性家眷，尤其是被暱稱為「卡秋莎」(Katyusha)的艾嘉特琳娜拉瓦爾，出身顯貴卻不顧沿途旅程的艱險，執意隨夫一同流放，滄桑歷盡，不復貴族風采，仍致力於改善流刑罪犯的生活。這些堅毅的女性身影，為流罪之地的西伯利亞，增添一道活著就有希望的信念。

而俄屬遠東的海蘭泡、伯力與尼克萊夫斯克，其歷史發展與近代俄國積極將領土擴張至太平洋岸，與中俄人群在此地跨界移動，及其所產生的衝突與摩擦密不可分，時至今日亦難以擺脫這樣的歷史宿命。

華人與朝鮮人，曾經是俄屬遠東城市賴以開發的勞動力。近代黑龍江沿岸的淘金熱潮中，清人越境淘金之事層出不窮，現今則多有中國人往來兩國之間，從事商販，或盜採木材，與非法捕獵西伯利亞虎等野生動物，運回祖國牟利。

有許多俄屬遠東的俄國人為求生計，受雇於中國籍雇主，將各種MIC製的3C與民生物資走私入境。物美價廉的MIC產品，較之粗製濫造價錢昂貴的俄製品，更普受歡迎。

與俄屬遠東在海域上相近的日本，一度以新潟作為輸出港，大量銷售豐田、日產、鈴木等日製二手車，從沿海州進而通過黑龍江流域，販售入歐俄市場。近年在普亭禁止輸入日系二手車的命令下，曾引發俄籍代理商的抗爭，受到強力鎮壓後，日系車輛的買賣就此榮景不再。

《黑龍江》一書中所提到的每個城市，各自立足於過往的歷史遺產所留下的腳本，持續上演著糾葛於中、俄、日、蒙間複雜關係的大河劇，而且永遠沒有全劇終的一天。

一百多年來，儘管移動效率與旅行舒適度經歷了巨大的革命，無論是1809年的間宮林藏；1878年的榎本武揚；1892年的福島安正，以及時至今日，這本書的作者Dominic Ziegler在21世紀初的黑龍江之旅，在這條流域上旅行，好像也沒比以前更容易。

政治上的國界，使作者全程沿著河道探險的計畫窒礙難行。鄂嫩河流域需要以船代步的路段，有河流冰封前必須完成的限制，而大部分的城市探訪，仍得仰賴西伯利亞鐵道。

榎本武揚在卸任駐俄全權公使之後，特地取道陸路交通很爛的西伯利亞，乘換當時阿穆爾會社的汽船，順黑龍江流而下，輾轉返回北海道，他的《シベリア日記》就是此時的著作。

榎本在行將離開尼布楚，搭上汽船沿江而下的前夕，帶著歸心似箭感懷，留下一首漢詩：

涅陳城外雪花飛，滿目山河秋已非；明日黑龍江畔路，長流與我共東歸。

1689年清俄訂約的尼布楚(即詩裡的「涅陳」)，在一百年多後榎本的漢詩中，是擺脫馬車勞頓，較為舒適的通往回家之路的起始點。我想應該是太熱了，這首詩竟然使我對尼布楚的飄雪，浮現出不切實際的美景。

不過，《シベリア日記》直到1940年代才被整理出版。根據榎本後人的說法是，先祖回國大概公務繁忙，忘了有這本日記，甚至過世很久之後，遺族也沒發現有這件東西。

Dominic Ziegler這本書，並未提及確切的旅行年代與時間，不過從作者在2004年至2009年任職《經濟學人》東京分社的經歷，與書中提到「返回日本過冬」、「打算從庫頁島南下，然後乘輪過海，回到我在日本的家」的軌跡來看，應該是在這數年之間，分次完成長達四千英哩的旅行經驗。直到2015年成書出版前，無疑又經過一段沉澱整理，剪裁與增訂的寫作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