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著「斯卡羅」，談談羅妹號事件前後福爾摩沙的旅人們與旅行史

去年由公視製播，號稱臺灣大河劇的「斯卡羅」，在臉書河道上的討論，與媒體發布的文章，已經把羅妹號(Rover，又稱羅發號)事件、南岬之盟與後續影響；大股頭卓杞篤(Tokitok)、法裔美籍的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1830–1899)與英籍洋商必麒麟(Wiliam A. Pickering，1840–1907)等人物，在這段歷史所扮演的角色與正負面形象，交代得非常清楚，此處不再贅述。

李仙得、必麒麟在羅妹號事件中，甚至前者對1874年日軍出兵臺灣，也就是所謂的牡丹社事件，位居關鍵角色的原因之一，就是在台期間時常到處涉歷探險的旅行經驗。像他們兩位的自西徂東的外人，也是1860年代以降，入臺從事探險旅行的重要群體，可以說他們開啟了新一波歷險福爾摩沙的旅行風氣。

在「斯卡羅」的首集開頭，曾以字幕向觀眾傳達「1858年(四國)天津條約簽訂後，台灣開港通商，對外打開門戶」這個歷史背景。不過，簽約的時間點，並非實質開港的時間點，天津條約在1860年才換約生效，所以台灣是在進入1860年代，才根據條約開港通商。

天津條約不僅增開通商口岸，也全面開放洋人「准聽持照前往内地各處遊歷、通商」。哪裡是內地？就此後洋人在清帝國間的旅行範圍來看，大江南北、長城內外、海陸邊遠地區(例如川藏滿蒙新與台灣)，只要不屬於沿海條約口岸地區，都是廣義認定的「內地」。

總之，天津條約形同全面開放，洋人在清國各地的旅行權。對台灣而言，則是港口通商與洋人旅行各處的權利，在1860這個時間點同時放行。不過呢，早在此前，已陸續有許多外國船隻，行經台灣周邊海域，或有試圖登岸從事探險者，因不熟暗礁、沙洲、海象，遇難並不是甚麼罕見的事。

例如1840年代，英國輪船內不達號(Nerbudda)與安娜號(Ann)先後在基隆外海及淡水附近撞毀。後者在海難中，不僅嚴重損失船上的奴隸與鴉片，生還者還被押送到府城囚禁。此外，海盜劫掠、被原民攻擊、俘虜，亦屢有所聞。

1850至1869年間，英、美、西、普、荷蘭等國均有船隻，接二連三在臺灣附近的海域遭難，1840年代更有過之。所以，羅妹號事件並非19世紀中葉，外國船隻在台灣出包的偶發個案。

沒有不平等條約當保護傘的時代，洋人因為跟黑水溝不熟，因翻船或劫掠而折損人貨，更甚者遇到原民為求自保而成為攻擊的對象，加以各國在台缺少政教或商務等派駐單位，協尋海難生還者的調查工作相當受限，究竟行蹤不明者是否遭到原住民出草，多無線索可以證實。

話說，當年培里率領的黑船前往日本叩關，途經台灣試圖調查海難的失蹤者，但一無所獲。不過，培里倒是在測繪台灣島與周邊海域地圖的部分，獲得些許進展。在《培里日本遠征記》(the Narrative of the Commodore Matthew Perry’s Expedition to Japan)中，留下了當時繪製的福爾摩沙地圖。

較培里稍晚一些，同樣是1850年代，任職英國駐廈門領事館的斯文豪(Robert Swinhoe，1836–1877；又稱郇和、史溫侯)，曾搭乘剛強號(Inflexible)，從國聖港出發，途經臺灣府、打狗、旗後、枋寮、琅嶠、花東沿海等，完成22天的環台一周之旅。

斯文豪此行，係為了尋訪1848年在基隆遇難失蹤的歐美籍船員，拜會台灣府的官員時，對方雖答應發布告示協尋，但最後仍無下文。而斯文豪沿著灣岸勘查地方原漢風俗、礦產、自然生態，則是環台旅行最大的收穫。只是，1860年代以前，極少有歐美旅人的旅行足跡，深入島內奧地。

1860年以降，淡水、雞籠、台灣府(安平)與打狗陸續成為條約口岸，各國領事館、洋行、海關辦事處等機關，漸次在口岸設點。洋人赴台，或有傳教使命、商館職務、外館公務，或從事自然人文調查，這些人群的身分與在台從事的工作，扮演的角色與抱持的目的，經常是多重的。

想要傳教、探勘商機、資源，或深入了解殖民經略的可能性，當然不能只侷限在口岸活動，至於辦理外交，或採集調查研究，若不接地氣的接觸各地風俗民情，當然也行不通，所以，前往島內的未踏之境，是必要也是需要。

前述提及的英國駐廈門領事官員斯文豪，在1861年再度來臺，擔任英國駐台副領事。斯文豪除了是西方首位駐臺的正式外交官，他也是一位出身倫敦國王學院的博物學者。

駐臺數年間，斯文豪除了負責外館業務與在臺僑務，建立府城、淡水與打狗的駐英領事單位，也在公餘走訪過去他乘船環台未曾到過之處。他採集鳥類標本，也曾深入玉山山區觀察水鹿生態；也到過花東、恆春訪查原住民；對英國政府也提出探測島內自然資源的建議。

斯文豪之後，必麒麟在也來了。他曾經是個航行經驗豐富的水手，到過緬甸、暹羅與馬來群島，全身流著沒有冒險犯難就會死的血液。此後，他被網羅進入大清海關，1863年被派往打狗擔任檢查員，接著轉任安平。海關主要負責往來船貨的查驗與徵稅，但不是每天都有船貨進港，單調的工作性質跟他到處趴趴走的個性格格不入。

1898年出版的《歷險福爾摩沙》(Pioneering in Formosa : recollections of adventures among Mandarins, wreckers & head-hunting savages)裡，必麒麟曾提到任職打狗之際，假日無處可去，生活倍感無聊，開始了他沿著水路釣魚、泛舟的活動，時間一久，足跡越來越往奧地延伸。

此前已來臺向原民宣教數年的天主教道明會，幫忙必麒麟引路，郭德剛(Fernando Sainz，1832–1895)神父曾幫忙撰寫介紹信，開啟了他接觸與觀察高屏地區(前金、萬金)漢人村莊、原民部落的機會。

職務之暇的必麒麟，在島內各地探險，了解資源、生態與各村落族群風俗，逐漸嫻熟各種方言。另一方面，他也積極廣結清廷在臺官員，與怡和等外資洋行的人際網絡。然後，他逐漸從一個被引路者，成為內地探險的通譯與嚮導，帶領初來乍到的歐美人士，進入原民部落訪問。像是1865年，長老會的馬雅各(Dr. James L. Maxwell，1835–1921)牧師，在必麒麟帶領下，來到高雄與臺南的平埔族部落佈教與行醫。

憑藉著上述的旅行經驗與人脈，必麒麟在1867年成功轉職，先後進入天利與怡記洋行，公司提供經費、馬匹和僕役，更有利他進入西人未曾到過的原漢村落，進行探勘商機的旅行，也順勢擴展漢番人際網絡。而這個時間點，剛好發生羅妹號事件，從福州來臺的李仙得，在必麒麟的隨行之下進入琅嶠十八社，進而與大股頭卓杞篤交涉，達成南岬之盟的協議。

曾八次來臺的李仙得，為處理羅妹號事件與後續外，也探查礦藏、收集博物標本，記錄台灣社會的風土民情、族群關係、地質地貌、鄉鎮分布等，足跡遍及南北臺灣。例如他在1869年底至1870年初的第七回訪臺，採取陸路從淡水前往臺灣府，再從打狗抵達萬金。

 

不過，當時臺灣的陸上交通，多有狹窄、未經整備，輪車難行的問題，舟楫仍是李仙得在臺灣南北間移動的主要方式。通過數次來臺的機會，李仙得從中蒐集大量一手情報，並繪製成地圖。在「斯卡羅」一劇中，李仙得經常伏案查閱地圖，或是在手記中繪圖。

1874年，李仙得以其任職廈門領事期間，往返兩岸處理外事的報告，整理成《臺灣紀行》的未刊書稿，內容除了承載李仙得數次在臺的見聞，亦收錄了豐富的攝影、地質、地圖資料，此外，這本圖文並茂的著作，並非單純的遊記，更可以看見他對荷西、清代與19世紀西人對臺灣書寫與認識的集結、整理。

2013年由臺灣歷史博物館出版的《李仙得臺灣紀行》，係由學界歷時十多年，對美日兩地的李仙得未刊書稿版本進行比對與研究，並蒐羅相關史料，所整理而成。

與李仙得、必麒麟在「斯卡羅」劇中隨行的萬巴德醫生(Dr. Patrick Manson，1844–1922)，在第七集以後，只出現了一幕。雖然萬巴德在故事中只是配角，但他在醫學史上可是有「熱帶醫學之父」的美譽。

擁有蘇格蘭醫學博士學位的萬巴德，1866至1870年間，受聘為大清海關醫療勤務員，被派駐在台。醫員的工作之暇，萬巴德也經常在番界間旅行，學習方言，而騎馬、打獵與園藝也是生活的嗜好之一。

除了在劇中登場的外國人，1860年代當然還有其他在台灣各地走跳的歐美人士。例如經營茶葉出口生意的蘇格蘭商人陶德(John Dodd，1838–1907)，曾在北部各地探查商機，走訪泰雅族部落。

李仙得通過陶德的踏查經驗，了解到許多北台灣情況。另外像是牛津大學生物學家柯靈烏(Cuthbert Collingwood，1806–1908)，於1866年來臺，先在打狗上陸，此後北上基隆與淡水，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生物考察旅行。

至於進入1870年代，來台旅行的外人群體，較之60年代又更為複雜。加拿大籍的長老會傳教士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1844–1901)，1871年從北美橫越漫長的太平洋航線，輾轉來台，他的佈教與行醫之旅，網路上已有諸多線索，此處暫不贅述。

與馬偕同年來台的，還有蘇格蘭籍的攝影旅行家湯姆生(John Thomson，1837–1921)，他在馬雅各牧師的邀約之下，在南臺灣進行為期兩周的旅行，雇請苦力搬運笨重的攝影器材，為後世留下的珍貴的台灣風景與原民影像，他也曾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發表在福爾摩沙的旅行經驗。

歐美系人士之外，日本人也來了。1870年代這個時間點，日本與清國之間簽訂了所謂「日清修好條規」與通商章程，約定互設使館，並准許商民彼此來往貿易，臺灣在此時開放了淡水與安平，作為對日的貿易港。不過，最初臺日之間並未開設直航路線，從日本必須經由香港或上海，才能輾轉來臺。

牡丹社事件前後，為了解台灣虛實，日本軍方多次派員，頻繁在清國沿海活動。像是1873年，外務省派遣留學清國的水野遵(1850–1900，日本領台後首任民政長官)來台，從淡水上陸調查北台灣，並與當時的陸軍少佐樺山資紀(1837–1922，日本領台後的首任總督)等人合流，一同赴蘇澳考察。

翌年，日本出兵前夕，水野作為海軍通譯官，先與樺山在打狗上陸，從枋寮、車城、府城一路北上淡水，待日軍抵台，兩人再度南下前往社寮周邊，調查番社習俗與原漢關係。

19世紀開港前後的來臺西人，一方面借重17世紀葡西荷人在臺活動所留下的紀錄，與清代的文獻，來認識福爾摩沙這塊土地；而另一方面，填補前述紀錄因年代久遠，與現下資訊所產生的落差，則仰賴在臺的諸如傳教士、洋行、各國領事館等社群網絡提供在地情報，與島內的實地踏查來完成。

例如在接近尾聲的劇情中，李仙得欲進入斯卡羅部落談判，循的是百年前荷蘭人上山的路線，但是沿途不斷重繪反映漢番界現況的地圖。尤其是當時不屬於清國治下的番界，官方在開山撫番政策確立之前，對山地內部的情況，未能有足夠的資訊供參，能給外人實質的協助相當有限。

劇中的美軍與清軍一旦進入番界，只有吃子彈的份。故西人通過實地的行旅，進行考察測繪，逐漸補白過往文獻，對內山地帶記載的不足。

而1860年代西人在臺旅行，累積下來的圖籍、文字書寫，所產出的知識，後來也成了1870年代日方派員赴臺，從事開戰前軍事偵察，或牡丹社出兵之際的重要參考材料，從中再建構有利外交甚至國策發展的台灣知識。

例如前述的水野遵與樺山資紀，在隨軍來台之旅中，所書寫的《台灣征蕃記》與《台灣紀事》兩部文本，不但是無疑是提供外務省與軍方的重要日清關係情報，而文本中原民形象的描寫，其後逐漸定著為日本人觀看原民風習的視線。

此外，從張素玢教授的研究中也可以了解到，此時西人在臺的旅行書寫，所述及各種便利探險的注意/指引事項，諸如護照的申請、隨行勞力與嚮導的雇用、船轎的移動方式(劇中的李仙經常有乘坐轎子與馬匹的畫面)、武力裝備的攜帶、穿著如何舒適、給原住民帶哪些伴手禮等，這些並非是旅記中必要的承載知識。

不過，隨著日本人後腳進入臺灣從事踏查，以及日後治臺，所進行各種與政治高度連動的學術探險，日人所書寫與發行以「須知」與「心得」為名的文本，逐漸扮演著現今如同旅行指南的角色，這種現象所呈顯的，除了是探險經驗的傳承，亦是探險知識系統化的表徵。

從更大框架的旅行文化來看，赴台西人的旅行經驗，係為地理大發現以來，歐美旅人群體在亞非地區未知地域，從事探險、調查的延續，與近代西方殖民及帝國主義擴張的腳步俱進，而日本則是維新以降，積極學習歐美這種帶著帝國主義視線的旅行風氣，並更積極的將探險相關的「須知」與「心得」，建構為探險知識系統的一部分。

進入日治時代，交通網路的改善、山地的開發與觀光業的推展，所謂的「探險須知」亦逐漸朝向「旅行案內」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