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十九歲的我》以外的成人面目紀實

二零二三年，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公映，被揭發製作過程罔顧主角意願，導演張婉婷在輿論壓力下，忍痛中止播映。事隔三年，原來風波再度掀起，眾多成年人的表現拼湊一起，成為比《給》更有教育意義的真實紀錄。

《給》追蹤英華女學校的六位中一學生，十年內的成長歷程。拍攝團隊獲學生簽署同意書，表示願意拍攝。然而，過程中拍攝團隊與追蹤對象的關注事項不同。團隊認為只要取得學生同意，拍攝、公映理應毫無阻礙。學生則在並不完全知悉狀況（例如以為是校內播映而非公開上映），以及在成長後不願公開往昔片段，最終反對紀錄片上畫。雖說只有兩名主角提出如此異議，但香港人絕對理解年少時或為求助人，或受成人壓力，或任何其他原因，半推半就下許諾一些事情，後來卻恨錯，而體諒學生。製作團隊捱轟，電影上映幾日，旋告落畫。

關於《給》的爭議，我讀過最好的分析是區家麟《最後的信仰——新聞倫理十二講》的其中一章節（頁 99 至 118），概括歸納要旨就是︰受訪者、紀錄的對象往往處於弱勢，保護他們比起保留製作者的心血重要得多。論證中援引多項拍攝紀錄片的守則和實例，值得一讀，於此不詳加引錄，書中所言可謂對於三年前爭議中肯的評斷。

基於這重判斷，避免再度騷擾主角理應成為製作方日後再計劃上映《給》時，首要考慮事項。若再上映，就刪剪成一個涉事者滿意的版本；若不能，就放棄公映；若嫌再度聯絡有關人等麻煩，同樣不公映；若無法排除她們反對的可能，又是不公映。法律上有「沉默不是允許」的原則（silence is not consent），於此亦適用。近日所見，張婉婷、英華女學校、發行者高先電影的行為並非如上述考量，呈現另一種面目。

自今年初至四月，上映風波再度出現，各方舉動頻繁，暫時又只能基於各自所述組合時序，姑且概述如下。據英華女校稱，該校一月與參加拍攝的舊生商討再度放映，王卓聆（阿聆）未有回覆，連同佘麗薇（阿佘）的其餘舊生表示同意。據張婉婷稱，二月她連同高先與英華女校的校長、副校長會面，校長要求她們準備參加影展的預算，校方沒反對上映。四月，消息指電影在意大利烏甸尼遠東電影節放映，有主角表明不同意，包括阿佘，而張婉婷指她的表達與以往不符。此後，英華女校發表聲明，聲言身為片主，並未授權電影在電影節放映，又強調未得主演者一致同意前，不同意任何形式的放映。高先及張婉婷連番反駁，高先指根據發行合約，校方已授權該公司發行及參展。

張婉婷團隊的言論值得注視，他們在公開信中自言三年來保持緘默，飽受精神壓力，為尊重學校，為片中同學不受輿論干擾，「啞忍了三年」，直斥英華女校「講大話」（說謊），他們「非常震驚」，「不是我們認識的英華女校，或是任何教育家的所為」。當初啞忍，方今反擊，彷彿一肚怨氣無處宣洩，久煉成精。某夜月黑風高，妖氣爆發。如斯言論，顧影好像宮怨連綿，對校方又似連番掌摑。箇中暴怒，躍然紙上。

被指說謊，英華女校未有進一步回應，加上若張婉婷並不確定校方言說，應不會言之鑿鑿指控對方說謊，至少可推斷英華女校對製作人與公眾的言論不一。較可能的情況是校方起初沒有明言是否同意《給》參展，預想即使參加影展，也未必獲得大會允許，對製作團隊只說些模棱兩可的話；後來公映一事再度吸引公眾關注，三年前的批評死灰復燃，校方發現勢色不對，隨即與張婉婷劃清界線。張婉婷指控的「不是教育家所為」某程度恰當，在於學校不是誠實正直，看風掌舵，也沒有以保護舊生為優先考慮。

張婉婷及其團隊聲言「啞忍」，對於阿佘早在二零二三年接受訪問時，所表達反對放映的意願不聞不問，一再指出她「同意」，決意公映。明顯在知悉爭議不斷的情況下，仍執意放映，只選取對自己有利的部分事實，作為支持公映的理據，而忽略不利、且更為重要的其他事實，意圖蒙混過關。發現學校說謊，竟暴跳如雷，似乎真心誠意認為自己是受害者，無視製作團隊屢次企圖避開公眾耳目，闖關播映，違反主角意願。設想如斯心境，《給》一部紀錄片號稱記錄六名女孩的成長，承載青蔥氣息，滿有人文關懷。到頭來視參演者為客體，宛若金魚缸裡任人擺弄的金魚，毫不尊重她們。原來電影製作者心目中的事成高於一切，他們由始至終不認為製作至放映有問題，這才叫公眾「非常震驚」。

四月十二日，高先公告《給十九歲的我》退出烏甸尼電影節，這部紀錄片再度無法上映，但由涉事人等穿插而成的成人生態紀錄片卻清晰無比地展現於人前。誠如詩人卞之琳《斷章》所言︰「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成人在自命攀上高峰的同時，有否注意腳下的路或許下引地獄之門？